跑遊元朗屏山鄉 (62) － 鄧松年故居

跑遊元朗屏山，坑頭村遇上的「好人阿姨」繼續好人，帶我由坑頭走去坑尾，沿覲廷書室旁的小巷進入，經過了一幢坑尾村 87 號村屋，原來這裡是鄧松年故居，外牆嵌有一塊不鏽鋼牌寫著：

「鄧松年醫生故居 （屏山鄧族二十四世祖）北洋醫學堂畢業，派送美國哈佛大學深造醫學博士；五品賞換花翎太醫院使；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這一片牌匾說明了前屋主的學歷，不過這一幢故居不作開放，據說已經租出作住宅居住。在元朗屏山裡以名人故居作為古蹟的建築物，就祇有秀才故居和這一幢屏山第廿四傳鄧松年故居。

 

↑ 屏山好人阿姨帶我去鄧松年故居

鄧松年

跑遊元朗屏山，大家若有留意，鄧松年的名字三次出現在屏山文物徑中，１）首先是剛才提及故屋前的牌匾，２）第二是在洪聖廟前豎立的五塊功名石，最左端第一塊便刻有「鄧松年；北洋醫院畢業班派往美國哈佛大學深造醫學博士」，３）在鄧氏宗祠之《子孫科舉功名／官階榜》最後一段也有記述：

「二十四世祖；賞換花翎太醫院使；正五品；醫學博士；北洋醫學堂畢業；派送美國哈佛大學；深造醫學博士」

洪聖廟前功名石上所寫之「北洋醫院」，實際上應該是「北洋醫學堂」。據悉鄧松年（字廷選、號鳳岐，1885－1959），屬於屏山輯伍祖一房，乃第五房鄧兆椿（諱邦俊、字汝槐、號澤圃）之長子。鄧松年早年在北洋醫學堂修讀現代化醫學，「北洋」代表中國北方的洋務中心，即指天津這個地方，清未時期孕育了近代化海軍以及與海軍有關的西式學堂，包括為海軍培養醫療人才的北洋醫學堂，是洋務重點之一。

↑ 洪聖廟前豎立的五塊功名石左端第一塊是紀念鄧松年

↑ 屏山第廿四傳鄧松年乃瑞泰祖第五房鄧兆樁公之長子

新界人前往天津，入讀清未北洋西醫學校，畢業後擁清朝五品文官官銜，後來由派往美國留學美，這一件事是發生在清未民初，超過一百年之前。原本認識鄧松年就只有這一行資料，細看每一個句，又衍生了不少相關的故事。

1907 鄧松年於天津北洋醫學堂畢業

屏山文物徑只提及鄧松年醫曾讀「北洋醫學堂」，未有提及年份，從南開大學胡慎所寫之《北洋醫學堂及西醫人才的培養》論文中，記錄了北洋醫學堂歷屆畢業生名單，鄧松年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北洋醫學堂第八屆畢業，畢業班十名學生之一，同屆畢業生許世芳，是著名中華醫學會創會人之一，同屆另一位黃敬業，進入北洋醫學堂前曾入讀香港皇仁書院，後來亦在美國修讀醫學博士學位。

↑ 網絡流傳之合照照片，背後有「北洋醫學堂」牌匾

↑ 鄧松年，光緒三十三年（1907）北洋醫學堂第八屆畢業

北洋醫學堂

北洋醫學堂，是中國近代早期培養海軍軍醫的學校，源自光緒六年（1880）由李鴻章於在天津倡辦之「天津總督醫院」（Viceroy’s Hospital），是近代中國第一所規模完整的私立西醫醫院，翌年由倫敦傳教會醫生馬根濟（Mackenzie John Kenneth）成立「天津醫學館」西醫學堂，附設於李鴻章創辦的天津總醫院內。

後來醫學館在 1888年由清政府接收，當時李鴻章積極主持洋務，開辦海軍，同年在天津開辦施醫總醫院，附設西醫學堂，這一間學堂在光緒十九年（1893）改組，稱為北洋醫學堂，兩年後正式成立「北洋醫學堂」，聘英國醫官歐士敦（Andrew Irwin）為西醫學堂總教習，按照西方醫學校標準設計課程，以培養海軍軍醫。部份學生畢業後，被授予九品文官，領五品或六品銜，所以鄧松年雖學習西醫亦擁有清朝文官官銜。

1900年廣東人曲桂庭（英國愛丁堡醫學院畢業）擔任招生監督，所以學堂招生較多廣東省學生，事實上天津醫學館時期，已經開始從香港官立師範學堂及中央書院（皇仁書院前身）招收學生，因為香港學生英文程度較高。據黄振威在《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一書記述，天津醫學堂（即北洋醫學堂）一直在香港招生，鄧松年曾經在1906年致信皇仁書院母校，呼籲學生踴躍投考天津醫學堂。

醫學堂曾經一度因 1900年義和團運動關閉，袁世凱恢復醫學堂改名為海軍醫學堂，民國成立後，改名為天津海軍醫學校，直至1933年停辦。而鄧松年畢業於北洋醫學堂的時代，剛好是西式醫學進入中國社會的一段歷史。

↑ 網絡上流傳之 1925年中國北洋海军醫學堂學友會合影

1910 鄧松年參與東北鼠疫

有一本醫學書藉 “Liping Bu, Public Health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65–2015: Public health a modern concept, page 76″，其中一段提及到鄧松年醫生是中國早期推廣現代化醫療方法的表表者，書中提及鄧松年於北洋醫學堂 (Beiyang Army Medical College) 畢業後，擔任 Medical Officer of the North Manchuria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上文提及 “the North Manchuria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即指北滿州的鼠疫預防服務，北滿洲指今天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東北三省全境，1911年3月香港華字日報曾經報導「漢口鼠疫之警耗漢口河街近日已發現鼠疫每日死者約二三十人」等新聞。

這一場始於 1910年北滿洲鼠疫，關鍵人物是伍連德醫生，1908年這一位新加坡華人伍連醫生與家人乘德國郵船往上海轉船北上天津，兩年後宣统二年（1910）伍連德奉命到滿洲里防鼠疫，伍連德獲清政府任命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當時部份北洋醫學堂畢業生一同参加防疫工作，鄧松年便是其中一員。伍連德隨即於 1911年1月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在哈爾濱進行調查及防治。這一場是人類史上其中一次世紀大鼠疫，伍連德在哈爾濱傅家甸首次發現這一種鼠疫，無需通過動物媒介，可以通過呼吸之間的飛沫傳染，他將此命名為「肺鼠疫」。這一次肺鼠疫，中國經歷了史上第一次的火葬。此時，傅家甸已經有超過四分之一人染鼠疫死亡。

在美國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網頁裡，保存了一份伍連德所寫的防疫報告 “First Report of the 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裡，內文提及了一位 Dr T. N. Tang, Assistant Medical Officer 在 1910-1911年監督觀察哈爾濱傅家甸及長春的城鎮室內室外溫度作記錄，無異這一位助理醫官相信是 Tsung-nien Tang 鄧松年醫生。

↑ 鄧松年在東北滿洲里以醫官身份去協助伍連德抗疫。Dr. Tang at Manchouli,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相片自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伍連德的報告中提及到鄧松年 Dr. T. N. Tang 負責溫度記錄 (First report of the 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WU Lien-teh, 1911)

1915 鄧松年撰寫醫學文章

據網絡上零碎的資料追溯，鄧松年約於1911年被調派至哈爾濱醫院 Harbin Hospital 擔任 Assistant Medical Officer，約1913年調任「三姓衛生醫院」（Sansing Hospital）Resident Medical Officer，後來再派至哈爾濱醫院，這些年份與職務詳情還要確認，至少在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的 Pictures SG 相冊裡，保留了一張伍連德擁有的照片，1913年八名醫務人員站在三姓醫院大門前，包括了 Medical Officer, Dr. Tang Tsung-nien 鄧松年醫官。

↑ 鄧松年曾經工作之三姓衛生醫院 Sansing Hospital and the then Taoyin of Sansing（照片自 Picture SG）

↑ 1913年鄧松年與其他醫務人員在三姓醫院大門合照，上圖前排左一是鄧松年醫生，下圖前排左起是伍連德及鄧松年

哈爾濱鼠疫結束後，鄧松年從哈爾濱返回天津，繼續醫療工作。鄧松年與伍連德亦一同在中華醫學雜誌刊發醫學文章。感謝沈思從手機傳來了一篇 1915年中華醫學雜誌，記載了一篇鄧松年撰寫之《歐洲戰中之外科醫學談》。

另外據鄧達智專欄《故事》（2012）曾經提及，鄧松年是北京協和醫院成立初期的醫生，協和醫院初期稱為協和醫學堂，是英美教會組成之華北教育聯合會，於1906年由英國蘇格蘭傳教士 Dr. Thomas Cockrane 創辦，後來1915年由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接收，鄧松年可能經由伍連德推薦，去到協和醫學堂（或後期協和醫院）擔任醫師，國父孫中山逝世前便是在北京協和醫院診斷和治療。

↑ 1909年美國哈佛醫學院校舍 Medical School

↑ 1915年中華醫學雜誌（上海）刊登一篇鄧松年所著之《歐洲戰爭中正外科醫學》

1920 哈佛大學深造醫學博士

鄧松年被派送至美國哈佛大學留學，可能大約在1920年畢業，當時北洋醫學堂已易名為天津海軍醫學校，中國政府亦因為1900年（庚子年）八國聯軍侵華後簽訂《辛丑條約》 後發現不實賠款，陸續獲得美國總統羅斯福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 此事成立了庚款獎學金用於中國學生往美國留學，可能鄧松年便是庚款留学生之一。

從鄧昌宇、彭淑敏、區志堅所著的《屏山故事》（中華書局）一書所講，當年鄧松年在美國哈佛醫學院，進修「公共衛生課程」，當時中國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專家便是伍連德。

同年，鄧松年在醫學期刊中發表文章 T. N. Tang, “Scientific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vol 6, no. 1 (1920), 236-240，九月份在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生聯盟（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會議裡進行相同題目之演說。這一個聯盟便是中國近代派遣學生在美國留學的全國性組織，讓中國學生聚在一起交流想法和討論重要事項。

1923 鄧松年擔任安東海港檢疫所所長

關於鄧松年的資料，大部份是從互聯網搜索得來的，所以較為零碎。另一段資料從伍連德的生平歷史所悉，伍連德力促收回中國海港檢疫主權，網上普遍記錄了伍連德在 1923年前後，派遺鄧松年、史緯華醫師赴安東（即是現時丹東地區）檢疫所，主持陸路檢疫工作。

此事較為詳細的記載，要參考《中國出入境檢驗疫誌》（第 1 卷，第 455 頁），安東在民國二十年（1931）10月 15日收回安東海港檢疫事務，成立了安東海港檢疫所，劃歸海港檢疫管理處管理，由鄧松年擔任所長。這一則事件跟《丹東市志: 商業, 供銷合作, 物資, 糧油, 外經貿, 口岸》（第 340 頁）所記載吻合，安東縣公署責令、安東縣警察廳和水上警察局辦理檢疫事宜，於安東、大東溝商埠及入口船舶停靠地、三道浪頭和馬市台設隔離所，由警察査驗。民國 12 年（1923），由安東海關撥鎮平銀 3 萬兩於浪頭興建安東海港檢疫醫院。東北三省防疫總處調任大黑河醫院醫官史偉華（即史緯華）到安東接辦檢疫事宜。後來調派鄧松年任安東海港檢疫所所長。

不過，一年後因發生「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安東（丹東）等部份海關被迫關閉，安東檢疫所為日本統治下的海關控制。

1924 鄧松年於哈爾濱私人診所

從哈爾濱師範大學熊雪菲著之《從20世紀20年代濱江時報醫藥廣告看哈爾濱民眾生活》文章，作者從 1920年代《濱江時報》報紙內容的醫藥廣告去研究哈爾濱歷史，當時報紙刊登的醫藥廣告，大抵是保健品廣告、醫院和藥店廣告診所等、其中一則私人診所廣告是寫「醫學博士鄧松年」，來自《濱江時報》1924年3月15日，當時以醫學博士自稱，相信是從美國哈佛醫學院畢業返國的鄧松件，從這一則廣告推論，鄧松年在1924年可能在哈爾濱開設私人診所從醫。

1944 元朗區公醫醫生

相信日軍侵華時，鄧松年回到元朗屏山，在日佔期間，鄧松年可能擔任元朗區公醫。由台灣臺大文史哲學報公開的一篇由李威接所著《日佔時期香港醫療衛生的管理模式》裡，記錄了日佔時期，香港最先恢復醫療服務是大埔及元朗醫局，由社會捐款下恢復運作，而當年（1944）擔任元朗區公醫便是鄧松年醫生。

五十年代，南華日報（1958）曾經報導鄧松年醫生曾經聯合國港協會主辦的醫療講座講「醫德」的最重要性，同年的報章中，鄧松年亦有撰寫文章分享海外的所見聞，例如在澳洲寫的一篇《中太平洋島及澳洲游記》。

鄧達智曾經說過，五十年代未元朗大馬路開設了兩間西醫診所，包括私家名醫林達志以及朱國京，他們可以肯定是元朗區首批掛牌醫生，不過更早期的元朗西醫，則有鄧松年和他的另一位伯父鄧志偉，二人曾經在博愛醫院服務。鄧達智也在個人專欄裡，亦多次提及他的堂伯祖鄧松年。

↑ 1944年公醫名單中，元朗區公醫代表鄧松年（資料自臺大文史哲學報《日佔時期香港醫療衛生的管理模式》，李威接著）

↑ 1958年鄧松年醫生獲邀在聯國港協會主辦之講座中主題「醫德」，指出醫者應注意的地方（華僑日報，1958年6月25日）

↑ 1954年鄧松年於報章撰寫中太平洋島及澳洲游記部份內容（華僑日報，1954年10月9日及11日）

1945 反對興建屏山機場

香港歷史上所認識的鄧松年，可能是他在戰後 1945 年反對港英政府興建屏山機場一事。

當年港英政府計劃在屏山新村圍、藍地圍、泥圍、順豐圍、亦圍、鍾屋村、丹桂村、田心村、李屋村及石埗村等範圍興建屏山機場，鄧松年代表屏山鄧族，向港英政府和國民政府要求停止興建。1945 年十一月元朗屏山、厦村和屯門多條村落，聯合派出五百人請願團前往港島中區，先後會面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國軍方特派員周雁賓將軍、華民政務司鶴健士及港英政府夏慤少將，遞交請願信件籲請停築飛機場。從請願信件中，可以看到屏山鄉代表以鄧松年為首、與鄧煒廷和鄧偉明向當局交涉。在鄧聖詩著《書寫屏山》一書提及，鄧松年於翌年 1946 年三月再次致函批評中國外交部軟弱無能，再次要求中國支持反對港英政府興建機場。

不久，香港港英政府宣布停建機場，並向受影響村民作出賠償，事件自此告一段落。鄧廣賢在《反抗英軍建築屈山機場紀要》一文裡指鐘聲學校前校長黃建五（黃子律兒子）因此事曾建議聯村立銅像紀念鄧松年博士，文章記錄在鄧聖詩《書寫屏山》一書中。

↑ 1946年屏山機場工程進行中，屏山數座小山已經移為平地（工商晚報，1946年2月22日）

而鄧松年被選為聯村代表一事，幾十年後被新界原居民議會主席簡炳墀引用，在2002年八月去信政府及立法會，指新界原居民的族群自選村代表是合法傳統權益。某方面來說，鄧松年代表聯村一事，成為原居民自選代表的經典事例之一。個人認為鄧松年勝任聯村代表，與他的流利中英文能力有關，能夠瞭解政府計劃，透過他在民國政府及國際上的關係施加壓力，在屏山鄉中以鄧松年最具這能力。

鄧松年晚年的生括，據從鄧子匡借閱的《屏山故事》一書所記，鄧松年在晚年擔任招商局輪船公司的駐船醫生。其中一次，鄧松年在1953年九月中旬曾經擔任太古新疆號輪船之醫師，由港載送礦工六十九名，開往中太平洋那盧 (Naru) 及海洋島 (Ocean Island)，後復開往澳洲，他趁機會隨船遊覽南國，同時撰文記錄澳洲風景人情，他感激在澳洲認識的人仕協助，送上書本圖畫，他聯想到旅居北平時所得到的東方式溫厚人情味，這一篇遊記分上下兩集記錄在華僑日報（1954年1月9日）。

鄧松年在1959年2月辭世與妻子施麗新（1892－1989）合葬，而他的元配黃麗貞夫人於1971年息勞歸主。

↑ 1958年鄧松年與家人在元朗屏山家園前合照，依地方環境看，估計在唐人新村，Dr. T N Tang’s home, Pingshan, N.T. Hong Kong, 1958（照片自 PictureSG 相冊 ）

↑　鄧松年與妻子施麗斯合墓

↑　鄧松年與元配黃麗貞夫人墓

鄧松年銅像

今天，屏山文物徑出現了三次鄧松年的名字，以他人生的經歷，若是滿清政府能夠支撐多幾年時間，說不定鄧松年可以從他的現代醫學身份獲賜進士出身的身份，讓鄧氏宗祠多掛一副功名牌匾，他見証中國朝代變遷，與瘟疫戰鬥，一直投身醫療工作，發揮了他強調的一份「醫德」精神。當年，若黃建五校長建議成效，可能在元朗區某一處地方，已經豎起了鄧公年的銅像（然而，這個銅像已經在我心底裡豎起了）。

在跑遊鄧松年故居之前，並不認識鄧松年，透過他的一生，特別是留學及晚年行船的事，想起自己的祖父黃永誠（又名黃君實），二人生平細節當然不同，把鄧松年所讀之北洋醫學堂改為「中央軍校」、把送洋留學之哈佛大學醫學院改為「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治經濟部」、把哈爾濱用醫學對抗災難性鼠疫改為「南京用炮彈對抗日侵」，將招商局船改為「荷蘭渣華郵船公司」，是我祖父的故事。